美国已颁布调整重要零部件供应链的行政命令，将在半导体、纯电动汽车（EV）电池、稀土和医疗产品等4个重点品类构建稳定的采购体制，与同盟国或地区展开合作，推进供应链强化措施。虽然没有像特朗普那样直指中国，但是，所有人都明白华盛顿的意图，就是试图以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为号召，重构过去纯粹由市场驱动的全球供应链，以摆脱对中国大陆供应链的依赖。需要说，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

全球高科技产业是一个金光闪闪的抽象概念，但是，供应链却是实实在在的物理存在。虽然自上而下的政治力量也时不时会形成干预，但是，整体而言，其内在逻辑都是基于产品质量、成本效率和性价比等市场因素，自下而上形成驱动。最终，基于各国的优势和能力，形成全球性优势互补的分工协作网络。而中国凭借自己的努力成为其中重要的中心之一，并正在通过创新驱动、转型升级，不断从产业链的中低端向中高端攀登。

然而，很多美国人认为，中国要超越美国是不可接受的。他们相信，可以通过各种手段加以遏制。如今的拜登政府就是期望通过联合更多盟友，在供应链领域做点文章，达到遏制中国的目的。首先是打造替代性供应链，以美国的现有技术优势和全球实力，在技术可行性上没有问题。重建供应链无非三个目的：一是基于防范重大灾害或者地缘政治冲突与交恶，属于“备胎”，可以不讲究成本效益；二是想借助政府这只“看得见的手”重构供应链，并在开放的市场竞争中重新获得优势，这显然很不现实；三是为未来将供应链“武器化”做准备，将供应链作为遏制中国崛起的“核选项”。

特朗普时期单打独斗的遏制效果不显著，拜登政府拉帮结派打“群架”能否扭转局面？另外，通过单一核心技术卡脖子的效果也不理想，那么供应链是不是更有效、更强大的“核选项”？

按照这种逻辑，全球供应链可能面临三个阶段。一是供应链全球化阶段。过去几十年高科技行业一派繁荣，有赖于市场驱动的供应链的全球化，中国对此功不可没。如今，正在进入第二个阶段，那就是供应链政治化阶段，美国政治力量成为最大变数。未来，我们必须警惕第三个阶段，那就是供应链“武器化”阶段。

供应链体系早已是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。因为其强大的外部性，具有准公共物品的属性。随着以美国为首的地缘政治强力介入，供应链被注入极大的不确定性，这种不确定性就是供应链最大的敌人。疫情期间，全球供应链遭遇极大冲击，全球医疗和个人防护设备更是严重紧缺，这属于天灾。最近发生的汽车产业“缺芯”现象，很大原因是“人祸”，与美国政府将半导体“政治化”和“武器化”密不可分。半导体供应短缺已经迫使美国汽车企业及其他制造商减产。只有一个高度确定的市场化的全球供应链体系，才真正符合美国的利益。

过去两年，美国政府针对华为不断升级的断供行为，说明为了遏制中国，他们会不择手段，我们必须加以防范。但是，我们也没有必要被美国政府的一举一动牵着鼻子走，还是要立足自身，奉行积极防御政策，制定相关战略。

首先，中国不会拿自己的供应链去攻击别人。中国崛起，是依赖劳动力成本、产品竞争力和技术创新等市场要素。所以，加大创新力度，加快发展速度，做强自身实力，是长久之计。尤其是创新。创新的落差，直接决定了美国政府替代战略的效果。我们在半导体设备、材料和制造等领域尚存在很大差距，只有做大做强自己，不断提升实力，避免拉开技术创新差距，就是最好的应对之策。

其次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我们自身也得对供应链展开全面摸查，及时查漏补缺，针对供应链存在的各种风险，补短板，消隐患。

第三，建立必要的反制体系。人若犯我，我必犯人。 2020年，中国建立了“不可靠实体清单”制度。外交部决定对参与对台军售的美国企业，以及在售台武器中发挥恶劣作用的美国有关个人与实体实施制裁。正如一家日本媒体所言：“如今中国已经开始建立一套类似于美国制裁的工具箱，能够将经济作为攻击手段，并阻止外部力量对其企业或国家政策的无理诋毁或是限制。”

针对供应链问题，我们应加快研究相应的反制措施。特朗普时期，一些美国企业曾卷入到针对华为的制裁中，有一定被动的“成分”。中国迄今也没有对那些企业展开实质性制裁。但是，这种局面不是放任和纵容。在协助美国新政府重建替代性供应链方面，会更多体现企业“主动性”的一面。如果到时候供应链真的被“武器化”，那么性质将完全不同，中国绝不会放任不管。

全球供应链，作为准公共物品，有赖于大家共同的建设与维护，必须谨防害群之马牵一发动全身的破窗效应。目前，供应链全球化已经拥有相当程度的高效率，确定性是其生命线。眼下的“芯片荒”，很大原因就是疫情和中美科技战造成的不确定，客户囤积库存而加剧供应链的失调。这种多米诺骨牌效应还在早期阶段，接下来的演进很难让人乐观。如今，华盛顿的作为进一步加剧这种不确定性：供应随时可能被切断，供应链变得更加不可预测。可以说，美国政府的政治干预，是植入供应链的最严重病毒，它是慢性发作还是急性暴发，成为最大悬念。唯一可以确定的是，最终，没有人能从中获益。